繁文缛节是否必然扼杀公共部门的创新活力？数字技术能否成为破解官僚制困境的钥匙？本期为大家带来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于2026年1月刊发的文章“打破繁文缛节的束缚：社交媒体在促进创新中的战略作用”（Breaking the Chains of Red Tape: Social Media's Strategic Role in Fostering Innovation）。文章基于动态资源能力理论，利用2015年美国国家行政研究项目（NASP-C）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交媒体在缓解繁文缛节对组织创新的负面影响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外部目标”（即与公众互动、倾听民意）能够显著调节并削弱繁文缛节对创新的制约作用，且这一效应仅在公共部门中显著。该研究不仅回应了学界对于繁文缛节干预性研究的呼吁，也为公共管理者如何在复杂的官僚环境中，通过战略性运用社交媒体工具实现减负增效、推动组织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文章简介

文章标题：打破繁文缛节的束缚：社交媒体在促进创新中的战略作用

原文标题：Breaking the Chains of Red Tape: Social Media‘s Strategic Role in Fostering Innovation

来源期刊：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发表时间：2026年1月2日（在线出版）

作者简介：Imane Hijal-Moghrabi（德克萨斯大学二叠纪盆地分校）；Jiwon Suh（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

本期编译：刘语洁（广西大学硕士研究生）

 

编译速览

 

一、 引言

长期以来，研究者都认为组织创新对于动态环境中的组织有效性和适应性至关重要，这一必要性同样适用于公共部门组织，它们在日益增长的财务限制、不断变化的公民需求以及绩效管理推动的压力下面临创新压力。然而，由于公共部门组织的官僚本质以及其运作所处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它们通常被视为在采纳和实施变革方面行动迟缓

繁文缛节是制约组织创新的一个显著因素，其特征是存在阻碍组织回应性的繁琐规则、条例和程序，被定义为“那些仍然有效、需要承担合规负担，但无助于推进规则旨在服务的合法目的的规则、条例和程序”，其特点是负担沉重且无效，特指那些无助于实现组织目标却徒增负担的规则。

现有研究虽已证实繁文缛节对组织绩效、员工行为和公民满意度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但对于如何缓解繁文缛节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探讨。例如，有研究探讨了繁文缛节对组织绩效和员工士气的负面影响，但未涉及如何通过具体干预措施来缓解这些影响；有学者对繁文缛节的起源和影响进行了全面综述，但重点在于概念化问题而非提出解决方案；还有研究探讨了繁文缛节与各种绩效维度之间的关系，但未关注外部或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在组织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但其作为战略资源在促进创新中的作用，仍未得到充分关注，特别是在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回答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感知繁文缛节与组织创新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第二，社交媒体的使用目标和政策是否能够调节这一关系？

本研究具有感知性质，考察了人们对繁文缛节和社交媒体目标及政策的感知如何与组织创新相关，以及社交媒体与繁文缛节互动塑造组织创新感知的动态机制。无论公共还是非营利组织，在当今充满挑战的时代都面临着创新压力以保持生存和可持续性，发现社交媒体感知的目标和政策可以调节繁文缛节与创新之间关系的事实，对于组织变得更加创新至关重要。

二、 理论框架与核心假设

本研究整合了创新扩散理论、创新视角以及动态资源能力理论，构建了分析框架。

创新扩散理论解释了新思想、新产品如何在社会系统中传播，强调沟通渠道、社会网络和创新感知属性在影响扩散过程中的重要性。该理论概述了创新采纳的不同阶段（认知、兴趣、评估、试用和采纳或拒绝）。从这一视角看，繁文缛节可能在创新采纳的每个阶段造成干扰，即阻断信息传播、削弱早期兴趣、使决策复杂化、延缓实验进程、减缓或阻止采纳。相反，社交媒体则可以作为重要的沟通渠道和社交网络促进者，通过其实时沟通、反馈和协作推动创新，使组织更具适应性和响应能力。

动态资源能力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该理论将动态能力定义为“整合、构建和重新配置内外部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强调组织需要感知机会、抓住机会并通过转型持续更新。尽管这一理论通常与私营企业相关联，但在面临频繁政策变化和日益增长的公民期望的公共部门中同样重要。公共机构必须识别产生最大社会价值的能力并不断优化，否则将难以应对新挑战。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提出四个核心假设：

H1：感知繁文缛节与公共和非营利部门的感知组织创新呈负相关；

H2：社交媒体使用的内部目标感知正向调节繁文缛节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H3：社交媒体使用的外部目标感知正向调节繁文缛节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H4：社交媒体个人使用政策的感知正向调节繁文缛节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图 1概念模型

（此处为图1：概念模型，显示自变量“繁文缛节”、因变量“感知创新”，以及调节变量“社交媒体内部目标”、“社交媒体外部目标”和“社交媒体政策”之间的调节关系）

三、 社交媒体的双重角色与核心特征

研究将社交媒体的使用区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这一区分对于理解其战略作用至关重要。

内部使用指组织内部促进员工沟通、协作和信息共享的平台，如Yammer（Viva Engage）、Facebook Workplace等。这些平台支持多对多的互动，创造新的组织现象，使员工能够跨部门简化互动、实时分享更新并就项目进行协作，无论其身在何处。内部社交媒体与员工的内在动机（自主性、关联性和能力）正相关，能够提升工作绩效、促进知识共享、支持正式和非正式学习。从动态资源能力视角看，内部社交媒体通过增强沟通、协作和知识共享，创建绕过官僚障碍的非正式渠道，有潜力提升组织的适应性和资源配置能力。

外部使用则指与公众、捐助者、社区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互动的平台，如Facebook、Twitter/X、YouTube、Instagram等。这些平台使组织能够以几乎为零的边际成本传播信息、加强公共宣传、收集反馈、促进透明度并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在公共部门，社交媒体已成为电子政务的关键组成部分，回应了不断增长的公民期望和对政府创新的需求；在非营利部门，社交媒体则创新了筹款、组织和倡导的方式，改善了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参与。

研究特别关注社交媒体的四大关键特性：可见性（以最低成本扩大覆盖范围）、可负担性（允许资源有限的实体访问）、可扩展性（满足不同规模组织需求）、实时交换（对事件做出及时响应）和互动性（促进与利益相关者的直接沟通）。这些特性使其能够成为破解官僚束缚的战略工具。

四、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2015年国家行政研究项目-公民（NASP-C）调查数据，该调查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组织研究中心设计，通过亚马逊MTurk平台收集。研究样本限定于公共和非营利部门的全职员工，共453名受访者，其中公共部门254人，非营利部门199人。选择这两个部门的原因在于它们共享同一公共领域，都寻求实现公共价值，且可以从彼此的社会媒体应用经验中受益。

变量测量方面：

感知组织创新通过“与同类组织相比，您如何评价本组织的创新程度”测量（1=完全不创新，5=极其创新）。这一测量方法在其他研究中得到验证。

感知繁文缛节采用通用繁文缛节（GRT）量表，通过“如果官僚主义被定义为‘对组织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的繁重行政规则和程序’，您如何评估您所在组织的官僚主义水平”测量（1=最低水平，11=最高水平）。

社交媒体使用目标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分为外部目标（与公众展示、理解、互动、教育相关）和内部目标（提升效率、透明度和内部协作）。

社交媒体个人使用政策通过“组织有关于个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正式政策”和“可接受使用标准操作程序清晰传达”两个问题测量

控制变量包括组织规模、职位层级、任期、性别和教育程度。

描述性统计显示，非营利组织（67.3%）比公共组织（61.4%）更倾向于采用社交媒体，这与其主动利用社交媒体筹集捐款、建立支持者关系的需求一致。非营利组织的感知组织创新平均值（2.95）略高于公共组织（2.85），而公共组织的感知繁文缛节平均值（7.55）高于非营利组织（6.47）。

表 1各部门社交媒体采用情况

 

表 2变量描述。

 

 

五、 核心发现

研究发现支持了部分假设，并揭示了公共与非营利部门之间的显著差异。

第一，感知繁文缛节与组织创新呈负相关，但这一关系仅在公共部门中显著。公共部门的繁文缛节感知均值（7.55）显著高于非营利部门（6.47），印证了公共组织因其政治和法律环境而更具官僚化的特点。在非营利部门，员工并不认为繁文缛节会阻碍组织创新，这可能与其更灵活的组织结构和文化有关。

第二，社交媒体使用的外部目标显著正向调节繁文缛节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公共部门中，当组织将社交媒体用于与公众互动、理解民意、教育公众等外部目的时，繁文缛节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这一发现支持了H3，但仅在公共部门中成立。研究者认为，外部社交媒体使用增强了组织的动态资源能力，通过快速适应环境变化和公民需求，使组织能够在官僚约束下仍保持创新活力。从实践角度看，这表明当公共组织将社交媒体视为与公众建立关系的战略工具时，员工会感知到组织更具创新性。

第三，社交媒体使用的内部目标未显示出显著的调节效应（H2未获支持）。这可能是因为内部社交媒体更多影响日常沟通和协作，对于缓解繁文缛节这一系统性官僚障碍的作用有限。

第四，社交媒体个人使用政策在模型1和模型2中显示出与组织创新的正相关关系，但在引入交互项的模型3中这一效应消失，H4未获支持。这表明清晰的社交媒体政策可能直接促进创新，但并不能显著改变繁文缛节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此外，研究还发现两个有趣的部门差异：非营利组织中，规模较大的组织被认为更具创新性，这可能与组织冗余资源有关，即在创新文献中，组织规模常被用作衡量组织冗余的代理指标，而组织冗余被视为创新采纳和实施的基本要求；而公共部门中，层级较高的员工更倾向于认为其组织具有创新性，这可能与高层管理者对推动变革和创新负有更大责任的认知有关。

表 3有序logit回归结果

 

 

六、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研究存在若干局限，需要在解读时注意：

一是横截面数据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断。由于数据在单一时间点收集，无法最终确定变量间的方向性。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追踪变量间的因果效应，观察社交媒体使用如何随时间改变繁文缛节与创新的关系。二是单一指标测量繁文缛节可能无法捕捉其多维特征。通用繁文缛节（GRT）量表虽易于使用，但因其缺乏多维性和整体效度而受到批评。未来研究可将繁文缛节细化为人事、采购、预算等子系统进行多维测量，提供更全面图景。三是研究仅关注公共和非营利部门，未对政府层级、机构类型或非营利组织类别进行细分分析，未区分与公众直接接触的公共机构和监管机构，也未区分不同类型非营利组织（如人类服务、文化艺术、慈善机构），这些细分可能揭示更有针对性的发现。

鉴于过去十年技术和社会变革的快速发展，使用更近期的数据可能会显著影响研究的结果，人工智能（AI）工具等发展可能已经重塑了公共部门组织如何运营和与民众互动的方式。当前的数据集可以揭示算法、预测分析和情感分析等工具如何影响社交媒体使用与组织因素（如繁文缛节、行政负担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未来研究可更关注以下几个方向，AI赋能下的社交媒体如何进一步改变公共部门的创新动态；社交媒体使用与行政负担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类型社交媒体平台对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以及社交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创新促进角色。

七、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繁文缛节对公共部门创新的制约机制，同时证实了社交媒体外部使用在缓解这一制约中的关键作用。当公共组织将社交媒体视为与公众沟通的战略工具而非仅仅是信息发布渠道时，社交媒体便能成为打破繁文缛节枷锁、激发组织创新的重要资源。研究还表明，公共与非营利部门在繁文缛节感知和创新机制上存在显著差异，这提醒我们，在借鉴其他部门经验时需考虑情境因素。对于公共管理者而言，在数字化时代平衡官僚规范与创新需求，需要战略性地运用社交媒体等新兴工具，让技术真正服务于公共价值创造。该研究扩展了我们对社交媒体如何被战略性地使用来间接推动公共部门组织创新的认知，且鉴于社交媒体在重塑政府流程方面的潜力，该研究为公共部门组织抓住社交媒体工具所能提供的机遇提供了实证依据。

 

文字、一审一校 | 刘语洁  

二审二校 | 蓝媛美

三审三校 | 黄六招